梓潼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，远在蜀人“田于湔山，有王曰杜宇，教民务农”的青铜器时期。梓潼就是古蜀国的重要领地。因其“地联秦关，路当蜀扼”，自古就是西蜀北部地区的关戎重镇，号称“益州矜领”，是“扼控三巴”的“蜀北锁钥”。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，公元前285年秦国在蜀地实行郡县制时，即设置梓潼县。西汉高帝六年（公元前201年）又于梓潼设置广汉郡。东汉安帝初二年（公元115年），阴平、汉中、广汉三郡羌反，攻破郡城，进逼益州。广汉郡治渐次迁至雒县（今广汉市）。三国蜀汉于建安二十二年（公元217年）又在梓潼设置梓潼郡，直至南北朝时期（公元420—581年），梓潼均是蜀北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因而历代帝王和名人雅士皆在梓潼留下了不少遗迹，可供人们览其迹，忆其史，感其事，悦其目，动其情而壮其志。主要有如下遗迹：

　　一、金牛蜀道，叹为观止

　　飞栈连云的金牛蜀道，凝聚着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，沉积了丰富的历史故事，保存有众多的名胜古迹，千里蜀道和万里长城、大运河一样，是一项伟大的创造，是中华民族勤劳的见证和智慧的象征。在我县一直流传的五丁开山、石牛成道、山崩五岭等神话传说，生动地反映出蜀道开凿的历史过程。

　　据《四川交通史志》记载，金牛蜀道“自公元前三世纪秦惠王伐蜀，开辟四川栈道起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筑川陕公路，其间经历二千二百四十多年，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，四川境内陆对外运输完全依靠这条驿道维持交通。”至今，在蜀道上仍有古栈道、拦马墙、古驿馆、饮马槽等遗址，被专家誉为古陆路交通活化石。正如美国西部地区国家森林公园园林司司长欧伯特·艾布莱特所说：“古蜀道历史悠久，保存得这么好，这么完整，是世界奇观，真可与欧洲古罗马大道相媲美，可罗马大道只是书本上有存记载，实际早已不存在了。”

　　二、三国文化，熠熠生辉

　　梓潼地处“坡去平来”特殊地理位置，使之成为“千里天府，此为屏障”的咽喉要地。古梓潼曾是广汉郡的治所，刘备夺取益州（成都）后，又设置梓潼郡。梓潼是三国时期人物活动频繁之地，诸葛亮六出祁山，在梓潼有北伐扎营的卧龙山，还刘备绕开县令王连坚守梓潼城池的龙台古道。在古道上有刘备饮马的御马岗、张飞经过的瓦口关，七曲山有明代塑的金脸关公，有托孤重臣李严的故居，还有孔明衣冠冢、邓芝墓、诸葛乔墓。还有张飞沿途植柏表道栽植的“张飞柏”。

　　梓潼南连成都武侯祠，紧靠绵阳富乐山三国城，北接剑门关、汉德城、葭萌关，东依阆中恒侯庙、南充万卷楼。梓潼是三国蜀汉寻踪黄金热线的必经要道，徜徉三国蜀汉古迹，可以实地感受蜀汉与曹魏相争于蜀道古战场的风烟，缅怀三国群雄，追踪民族心灵的演变，犹如行舟于历史长河。

　　其主要遗址有：

　　演武铺、阳沔戍：县城之北26公里七曲山北端的演武铺、阳沔戍，《县志》记载：“相传蜀汉军师丞相诸葛亮曾于此驻军演武，故尔以此为名。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（公元217年）设梓潼郡时，又于此设阳沔戍，成为关戍重地，驻有郡兵，拱卫郡城。”蜀汉后主建兴五年（公元227年）春，军师丞相诸葛亮率军北伐，驻军于阳沔戍，并操演“七星阵法”，分兵于七座小山，“白日树旗，黑夜明灯”演练攻防战法。建兴十二年（公元234年），诸葛亮率军六出祁山，用此战法大破司马懿军于五丈原。清同治版《直隶绵州志》载：“演武铺即阳沔戍。《晋书》：永宁二年，李特围成都，河间王镇关中，遣督护衙博讨李特军于梓潼。特使其子李荡袭衙博，败博兵于阳沔，即此。”

　　卧龙山诸葛寨：县城之西15公里的卧龙山诸葛寨，《舆地纪胜》记载：“葛山，在梓潼县西二十五里，旧经云，昔诸葛北征，尝营此山，因名。内有景福院，石碑云，梁大同元年（公元535年）置寺。又有石龛，云，贞观年造。”《蜀中名胜记》载：“志云，梓潼西南二十里葛山，又名卧龙。相传武候伐魏，驻兵于此，见虎豹蛇虫势恶，自卧草中，兽皆俯伏。有古碑，在此山之景福院。”清嘉庆版《四川通志》载：“武候庙在县西北三十里葛山上，八卦井尚存。”后人将相传为诸葛亮所掘专供军马饮水的水池，称之为“饮马池”，并在山顶部建了石寨，称“诸葛寨”，以抵御匪兵。又传，诸葛亮之养子诸葛乔随军伐魏时，因押运军粮失职，被亮贬为庶民，居于卧龙山西山脚下，病故后葬于当地，近人建有“汉附马都尉诸葛乔墓”。唐太宗贞观八年（公斤634年），元觉和尚在卧龙山中部依山造佛一千余躯，后人称之为“千佛岩”，现存1138躯，并有石碑记其事，此碑至今尚存。清代建有木质架构式殿宇一座，将全部摩岩造像罩于殿内。民国6年（1917年）11月2日在岩壁刻有“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示：保护古物严格重桩”字样。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　　李严故居：县南2公里有李严故居。李严字方正又名平，南阳（今河南南阳市）人。年轻时在荆州刘表麾下任县令。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曹操率军攻破荆州后，李严投奔西蜀刘璋，任成都令。建安十八年（公元213年）刘备率军攻西蜀，刘璋任李严为护军将军，率军三万协同刘璋妻弟观增援绵竹守军抵抗刘备。李严与刘备上将黄忠：“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。”诸葛亮见李严勇武，便对刘备说：“吾见李严武艺、不可力取。”后经规劝，李严率众归降刘备，拜为裨将军，后为犍为太守、兴业将军。建安二十三年（公元218年），蜀中反抗刘备之民乘其北攻曹操夺取汉中之机，暴发了北起  县（今三台）南达越西（今西昌）的武装起义。李严率军先攻破北路乱军，擒斩首领马秦、高胜。接着挥师南下，追杀南路乱军，至新道县（今甘洛县）境内，全歼夷帅高定之乱军，从而平定了蜀中大乱，被刘备升任为辅汉将军。章武二年（公元222年）刘备病重，在白帝城托孤时，将诸葛亮和李严召入帐内，赐封李严为尚书令，统内外军事，职务仅次于诸葛亮。并以辅佐后主的大事相委托。后主刘禅登基后，又封李严为都乡候、假节、光禄勋。建兴四年升任前将军，领兵屯驻江州（今重庆市江北区）。在江洲任内，李严率军民筑大城，形成周围十六里的新城（即今重庆市中区）。建兴八年（230年）加封骠骑将军，奉命率军二万赴汉中策应诸葛亮出兵祁山，并将进犯汉中的曹真等军击败。建兴九年（231年）诸葛亮要李严督运军粮，支援孔明“出兵祁山”，因“粮运不继”，导致孔明退军。李严亦因其过失击被谪贬为民，发配至梓潼。建兴十二（234年）诸葛亮积劳成疾，在前线五丈原病故。李严闻亮死，觉得蜀中再无人知道他了，亦悲伤而死。李严遭贬后，住居县城之南的神山（今长卿山）南麓，李严死后，县民于故居竖石碑记其事。《梓潼县志》记载：唐懿宗咸通八年（867年），大将军吴行鲁讨南蛮过梓潼，至李严故居，见残碑有卿相名，遂祷告曰：“荡除蛮寇，当酬报。”果然大捷。乾符三年（876年），吴行鲁返京过梓潼，即捐资于李严故居建庙祀之。因李严系都乡候，乡民又呼此为王爷庙，并以六月六日李严诞辰期开展祭祀活动。

　　坡去平来送险亭：梓潼地处丘陵向低山过渡地带，低山与丘陵交会处，常有坡去平来的地貌，尤以七曲山之南的送险亭为最。《寰宇记》记载，古蜀道自陕西益门关入蜀，越秦岭七盘关，历经崎岖羊肠，至七曲山尽处，险峻亦尽矣。蜀汉于此置“坡去平来”石坊，以志标示，明代又建“送险亭”，表示自陕入蜀，“难于上青天”的蜀中险道已经走完。于“送险亭”远眺西北，可见苍蟒高悬的尤门、剑山群峰，而近观东南，则又是野旷遥开的梓潼平坝和潼川浅丘。一险一夷顿现眼前的自然景观，颇赋人以联想。清乾隆年间的梓潼举人刘冕有诗描绘此处之景，诗云“循行踯躅到七曲，豁然开朗山如束。陂去平来碣高悬，抬头四望成远瞩。”古人曾于《送险亭》的亭柱上刻有一幅颇富哲理的对联，其联语云：历尽艰险才搏得脚跟站稳；前途坦夷岂能够掉以轻心。

　　三、汉唐文化，赏心悦目

　　梓潼有丰富的汉文化资源、唐文化资源、古蜀文化资源。如五丁开山遗剑泉、蜀道路标送险亭、司马相如读书台、唐明皇幸蜀闻铃处、李自成大战倒马坎、张献忠伏击战庙垭。有占全国八分之一的汉阙四处，其中李业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卧龙山千佛岩摩崖造像。

　　四、文昌文化，源远流长

　　七曲山大庙，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地处古金牛蜀道“坡去平来”要地。往北，即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叹之为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的艰险之路；往南，则“艰险尽除”，直通成都平原。大庙始建于秦，南宋以王宫格局重建。如今保存较为完好的是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古建筑群，占地1.3万平方米，由于建筑年代不同，几格各异，而且巧夺天工，梁启超之子、著名的建筑学家、建筑教育家梁思成先生考察大庙后在《中国古建筑史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四川梓潼县西北七曲山，山顶柏林中的文昌宫，殿堂多座，为明代所建。其中天尊殿在院内最高处，结构较为宏丽。”并称大庙为“古建筑博物馆”。大庙主要供奉的是相传掌管人间禄籍文运的文昌帝君及其化身魁星、瘟祖。文昌帝君具有极大的影响，历朝帝王皆提倡天下学宫者要建“文昌宫”、做“文昌会”来祭祀文昌。据统计，全国及海外现存的各类文昌宫、庙、祠、阁、观上万处，较大规模的有600余处。港、澳、台地区及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缅甸、印尼等海外华人居住地区都供有文昌。梓潼大庙，是海内外公认的文昌祖庭，来梓朝圣的就有数千人。

　　梓潼文昌帝君经过历朝帝王的追封、文人学士的推崇、儒道释众派的演绎、百姓庶民的朝，影响极其广远，并由此繁衍形成了内涵十分丰富的文昌文化。文昌文化以其“崇文、重教、明理、修身、助人、行善”为主要特点，得到世人广泛认同。人们把文昌与孔子并列，称之为“北有孔子、南有文昌”。涉及文昌文化的著述，达100余种，形成书籍200余万字。文昌帝所作的《文昌阴骘文》被泽为日、韩、法等多国语言流传，日本学者还把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收入《世界圣典全集》。由谈演《文昌大洞仙经》而形成的文昌洞经音乐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“古代音乐活化石”、“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”。科举教育时代，广大儒士学子既是文昌文化的崇拜者、传播者，又是文昌文化的加工者、再造者，文昌信仰经过自然崇拜、道教推崇、文昌崇拜三个阶段，形成了以伦理学、科举教育、民俗学、文学艺术、宗教学、医药学为特征的文昌文化体系。因信仰文昌而衍生的文昌会、文昌祭祀、文昌经典、文昌版画、迎神会、梓潼阳戏、大新花灯等文昌民俗文化也都极具特色。

　　五、生态资源，独具魅力

　　北起剑阁，南至梓潼，东达阆中，有古驿道相连，驿道两侧，古柏参天，林带如海，自古就被称作是“三百里长程十万树”的“蜀道奇观”。林海松柏泰然舒展，翠森森，苍莽莽，蔽天荫地，有的如苍龙腾飞，有的似战将肃立，千姿万态高拂云天。置身翠云廊，俨然步入了绿色宫殿。清代文人乔钵有言：“翠云廊，苍烟护。回柯乘叶凉风度，无石不可眠，处处堪留句。”1982年国务院已将其列为国家级风景旅游区，称作“剑门蜀道风景旅游区”。风景区内的梓潼段，北起演武，南达石牛，全长42公里，有森林2万余亩，西有潼江，东有鹅溪（马鸣河），水随山绕，山与水依，形成了“九曲潼水七曲山”的自然景观。披蒙奇秀，翠柏蔽天的翠云廊梓潼风景段，文人赋诗赞叹：“绵绵翠云路，森森古柏廊，苍龙蜿蜒百里长，驿道清风爽。柏廊连云岭，滔滔碧海茫，七曲山拌九曲水，翡翠蜀仙乡”。风景区内的古棰，有的四人方能合抱，相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砍伐蜀中之木修建阿房宫，左思在《蜀都赋》中记述说，“蜀山兀，阿房出”。把蜀中的树砍光了去修建阿房宫，引起百姓怨声载道，于是秦始皇诏令在驰道两旁植树，以补其损。至今人们还把这些树称为“皇柏”。还传说蜀汉大将张飞镇守阆中，张翼镇守梓潼时，为了使成都、梓潼、巴西（阆中）之间的军政文书传递者不迷失路途，即率领军士“植柏表道”。至今人们又把这些古柏称作“张飞柏”。奇姿古态，根边枝接的古柏，被林业科学家称之为“古柏博物馆”、“森林活化石”。且“时时处处锁春光，深锁春光与人识”。

　　翠云廊自古以“三百里长程十万树”而被誉为世界奇观，是“林峦叠翠、荫郁苍莽”的绿色长城，实为罕见。在梓潼境内的七曲山有全国最大的成片纯古柏林，1994年七曲山新老柏林景区，经国家林业部批准为七曲山国家森林公园。七曲山古柏林区，占地400余亩，有古柏2万余株，其中编号挂牌的古柏一万四千余株，古柏皮如霜黛，冠似华盖，遮天蔽日，古色古香。罕见的古柏寿星群落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七曲山古柏林被游客誉为蜀道奇观、古柏大观园。目睹这千山万壑的古代生态遗存，林科专家称炎这“森林活化石”，诗人赞它是“蜀道翡翠”，医学家、环保专家叫它“天然氧吧”。

　　七曲山古柏大观园中，不仅有植于秦代的“皇柏”，还有“汉柏”、“张飞柏”、“晋柏”，最年轻的寿星也是明代的“孝公柏”和清代的“潘家柏”。这些千年老寿星，没有丝毫龙钟老态，它枝叶繁茂，生机勃勃。在蜀道柏林湾，发现一株“古柏王”，高20米，干粗6.4米，树冠45平方米，苍劲挺拔，生机盎然。1997年，省林业厅专家测定年轮为1743年，定为汉柏。七曲古柏就是“活文物”，千年古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饱经风霜的年轮，向世人展示它沧桑的历史和独特魅力。古柏那奇特的风姿，丰富的文化内涵，是难得再生的自然旅游资源。

　　苍翠的七曲山古柏林，如同“金牛蜀道的巨大肺叶”，被誉为“天然氧吧”。据林业科学家测定，1亩柏树林每天能产生48.7公斤氧气，一公顷柏树林一昼夜能分泌出30公斤挥发性杀菌素，是松树的6倍。挥发性杀菌素能净化过滤空气，可以产生大量负氧离子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免疫力，延缓衰老，使人健康长寿。据日本林业专家最新科研信息，还可从柏树的柏油中提炼一种微粒子，具有抗癌作用。

　　近年七曲山古柏林区又添新景，从剑泉到七曲山，过上亭铺，到酒店垭的新柏林区，长约20公里的新老柏林连接成片，森林覆盖率达85%，已营造新柏908公顷。山脊万带状分布的柏林达3万余亩，形成一条“绿色隧道”。到森林去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，已成为都市人的新时尚，绿化森林浴是继“日光浴”后，人们亲近自然的又一种形式。

　　畅游梓潼，可观者甚多，到梓潼旅游，观殊胜之美景，发思古之幽情，是众多游客的必然选择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白   龙）